特別綜述：到底是誰卡住中國3G脖子
熱鬧了多年，也翻炒了多年，但中國的3G進程到現在仍處於一片迷茫當中。是誰卡住了中國3G進程的脖子？作為世界知名的通訊公司，高通公司已演變成CDMA生態圈裡的巨鱷，其擁有的1400多項專利足以讓人望而卻步。這家出售知識產權的公司真的是阻攔中國3G進程的巨石嗎？也許，從另一側面觀察，更能瞭解高通的真實面目。到底誰是卡住中國3G脖子的幕後主角？看過此文披露的諸多內幕，答案就在你的心中！
編者按：熱鬧了多年，也翻炒了多年，但中國的3G進程到現在仍處於一片迷茫當中。是誰卡住了中國3G進程的脖子？
毫無疑問，部分跨國公司設置的高昂專利費是阻礙中國3G步伐前進的一塊巨石。
2005年4月23日，信息產業部副部長奚國華在參加2005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時公開表示，跨國公司收取過高3G專利費這一行為導致3G進程緩慢，並呼籲這些跨國公司降低專利費用。
奚國華副部長的一席話成為「3G專利談判受阻」事件的最好註解。據悉，在這場關於WCDMA的專利費談判過程中，高通公司在其他專利擁有者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等同意降低專利費的情況下，談判最終因高通公司的拒絕接受而擱淺。
作為世界最大的通訊市場，中國通訊業的每一步進展都充滿著坎坷；作為世界知名的通訊公司，高通公司已演變成CDMA生態圈裡的巨鱷，其擁有的1400多項專利足以讓人望而卻步。
這家出售知識產權的公司真的是阻攔中國3G進程的巨石嗎？也許，從另一側面觀察，更能瞭解高通的真實面目。
雷鳴先生是高通公司大中華區前總裁，他見證了高通的成長，更熟悉高通的一切事務。
到底誰是卡住中國3G脖子的幕後主角？現在，經過雷鳴先生的觀察和反思，一件件鮮為人知的事終於曝光在讀者的面前。
相信看完此文披露的諸多內幕，答案就在你的心中！
高通公司總部位於美國聖地亞哥，迎面而至的一堵厚厚的牆上，鑲嵌著高通所持有的CDMA的1400多項專利，高通的一切都聚積在這裡：財富、地位、聲名……資本惟一的本性就是攫取高額利潤，高通深諳此道。然而，高通掌握的知識產權，及其壟斷性的公司文化，使高通成為CDMA在中國發展的最大障礙。
第一章：高通靠「三桶金」打開市場大門
20年前，還沒有高通。
加州大學教授、高通的創始人艾文·雅各布曾經開了一家公司。老雅各布賣掉這個公司後，幾乎準備在聖地亞哥這個美麗的海濱城市頤養天年、享受生活了。
若真是這樣，今天的高通也就不復存在。
第一桶金老雅各布要來20萬美元
高通公司在1985年成立。老雅各布和大學教授維多比等成立了有7個創始人的高通公司，最初是在聖地亞哥的一個墳場旁租了一間小房子，毋庸置疑這是一個很小的公司。但老雅各布和維多比在業績上非常突出，兩個人都是教授，都有自己的發明，尤其是維多比，當時的一種編碼方法在通訊業界很知名。
1987年，老雅各布到處找合同，他帶著3個人來到勞拉太空公司(前福特太空公司)，當時美國太空總署給了勞拉公司一個50萬美元的合同，用作發明一個利用衛星資源通訊的設計。勞拉公司當時需要尋找一種技術，經過縝密的研究後決定用CDMA技術，但當時有3家CDMA廠商，除了高通還有兩家，一家在加州，一家在紐約。我——雷鳴當時是勞拉公司的技術總監，研究了3家公司後，我覺得高通的技術還不錯，便把高通放在首選，最後把其中一項20萬美元的合同分包給老雅各布。
對於剛剛起步的高通來說，這20萬美元的合同無異於高通掘得的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李建業博士救了高通
高通的第二桶金來自一位美籍華人——李建業博士。高通的第二桶金可能是高通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桶金。
1989年2月，老雅各布、維多比一行10人走訪當時在舊金山太平洋電話公司(現沃達豐公司一部分)做首席科學家的李建業博士。向李博士提出一些有關CDMA發展的建議。當時，商用CDMA技術只是停留在紙上的概念，並沒有具體的技術方案。
李建業早在1985年便取得CDMA的兩項專利，是CDMA專家。李博士向老雅各布指出要實現CDMA商用化，首先要把CDMA用在移動電話上，要解決「功率控制」問題。
1989年4月，高通再訪李博士，並稱已找到解決「功率控制」的技術方案，並要求太平洋電話公司給他們一個20萬美元的研究合同，進一步研究CDMA商用。
李建業對高通說，在紙上研究CDMA技術，對太平洋電話公司沒什麼用，如果高通能在6個月內演示其CDMA功率控制技術，太平洋電話公司願支付高通100萬美元。
這100萬美元，無疑是高通公司發展中最重要的一桶金，因為高通不但取得這一桶金，更重要的是爭取到太平洋電話公司(當時美國西部最大的運營商)對CDMA的認可。
當時的高通，如果沒有太平洋電話公司的認同與支持，其CDMA方案根本不可能成為美國第二代移動通訊標準之一。因為當時美國的TDMA已被業界投票接受為美國第二代移動通訊標準。更重要的是，李建業博士正是美國主持第二代移動通訊標準小組的組長。沒有李博士及太平洋電話公司的支持，CDMA不可能被作為第二代移動通訊的標準。
15年後，事過境遷，高通成為CDMA生態圈裡的巨鱷。
第三桶金韓國救了CDMA一命
高通的第三桶金實際上是一座金山，是一個國家——韓國。知道內幕的人都說：「高通發明了CDMA，卻是韓國救了CDMA一命。」
雖然高通最喜歡用韓國的CDMA做樣板，說高通救了韓國。但知道CDMA發展歷史的人都知道，在90年代初，要是沒有韓國政府全力投入CDMA，CDMA可能就夭折了。
1994年，摩托羅拉在香港建立起全球第一個CDMA網，但效果和服務質量都太差，全球其他運營商對CDMA失去信心，設備廠商也對CDMA技術半信半疑。由於老雅各布本身在中國市場戰略上的錯誤，中國政府決定全面推廣GSM而不是CDMA。GSM在中國迅速發展。到1997年時，以每月增加一百萬GSM用戶的速度增長。
CDMA由李建業博士在1990年介紹到韓國電子通信研究院，並於1990年11月，高通和電子通信研究院(ETRI)簽署有關CDMA技術轉移協定。1993年韓國政府宣佈CDMA為其惟一第二代移動通信標準，並全力投入CDMA設備及手機的本土化，全力支持韓國廠商三星、LG、現代等投入CDMA技術的商用化及進一步發展。1996年11月，韓國的CDMA用戶達到1百萬，第一次向市場證明CDMA正式商用的可能性，讓美國一些運營商及設備廠商對CDMA技術開始恢復信心，也讓韓國廠商在CDMA市場上初露頭角。
按常理，韓國應該對高通十分感激，但韓國通信界人士中，上至政府部長，下至企業員工，卻沒有人對高通表示感激，反而眾口一詞地說高通「忘恩負義」。
這是為什麼？據瞭解，高通在1990年和韓國簽約後，答應提供給韓國廠家最優惠的條件，但韓國人卻發現高通為了其利益，常常以比韓國更優惠的條件提供給其他廠商，而且又規定了非常嚴密的保密協定。因此，雖然韓國廠商明知高通背信忘義，但由於不知道別人的商業協議細節，也拿高通沒有辦法。
此外，高通在和韓國電子通信研究院簽約時，答應把每年在韓國收取專利費的20%交給韓國電子通信研究院。但後來高通卻不認賬，韓國政府和電子通信研究院一氣之下，把高通告上法庭，最後裁決高通必須履行合約，必須與韓國電子通信研究院分享收益。
有了合約還要毀約，完全暴露出高通公司的不誠信，也怪不得韓國人說高通：「討厭，忘恩負義」。 去年韓國政府在選擇無線平台接口標準時堅持指定WIPI作為單一的國家(WIPI是一種韓國國產開放源碼的技術)，而否決高通的BREW，並要求高通開發一個適用於WIPI的產品。從這一行動，也可以看出韓國上下對擺脫高通壟斷的決心。
這也算是因果報應吧。
第二章： 高通三失中國市場的幕後秘密
可以說，在高通CDMA中國發展的歷史中，有過幾次機會，高通只要抓住一次，就足以改變世界，但是在知悉內情的人看來，高通因為與人打交道不夠「誠信」，致使每次都失掉了機會。
比如：當初中國郵電部對CDMA非常感興趣，甚至已經決定中國要全網上CDMA，但最後卻是GSM成為二代通信標準，由此影響了整個世界的通信格局，這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再比如：當年高通拋下郵電部私下與遼寧省達成協議，這是為什麼？還有，高通CDMA的兩個強勁對手TD-SCDMA和LAS-CDMA的產生是不是和高通有關……
在CDMA發展的很多關鍵時刻，重重內幕因為當事人的閉口不提而蒙上歷史塵埃。但在今天，這一個個不解之謎在知情者的透露下，正在浮出水面。毀約日慶公司高通失掉第一個機會
高通想進中國開拓市場，誰都很清楚，但為什麼高通總是不能如願呢？
從90年代初開始，高通就一直想進中國，但它每次進中國都會受到挫折。對此現象，老雅各布總是把原因歸咎於中國政府，說是中國政府不讓他進來，最後向美國政府求援，向美國參議員說中國政府不讓CDMA進中國。在他的遊說下，美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聽信了高通的說辭，給中國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一定要讓CDMA進來。
但美國政府不知道，其實責任並不在中國政府，而是高通自己毀掉了一個又一個把CDMA引入中國的機會。
實際上政府從90年代初，就很想引進CDMA。只是高通本身一次又一次地不瞭解中國的文化，不瞭解中國的人際關係和做事的方法，把幾個歷史性的機遇都丟掉了。
高通CDMA進入中國的早期情況，知悉情況最深的是一個叫日慶的公司，它是當時負責高通在中國一切業務的公司。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日慶公司的存在，但在當時，日慶公司對高通CDMA進入中國所起的關鍵作用誰也無法抹殺。
日慶公司是一家韓國公司，當時在香港和韓國都很活躍，是一個完全做電信業務的公司。它曾經代理阿爾卡特光纖、代理程控交換機、代理韓國的很多大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日慶公司的負責人叫金昊墉，是一位韓國人。另一個在中國至關重要的負責人是陸雁。
日慶公司在香港、北京、漢城都有辦事處。那個時候韓國的CDMA剛剛開始，金昊墉覺得CDMA不錯，就想把這個技術介紹到中國來，高通就請他和陸雁做顧問，和他們簽訂合作協議。約定CDMA引入中國後跟他們分成；並答應日慶，把CDMA引入中國後，由日慶獨家代理高通4年。
金昊墉和陸雁開始花錢運作，從1991年到1992年，在中國到處開研討會。第一次把CDMA介紹進了中國。
這時，郵電部（信息產業部前身）對CDMA表現出明顯的興趣，組織了很多研討會。當時中國還是模擬手機，GSM在中國也並沒有發展，實際上郵電部內部已經決定：要全網上CDMA。
知悉這個消息後，日慶公司花了很大精力去做這件事情。大約在1993年年中，金昊墉和陸雁陪同中國郵電部副部長朱高峰及郵電部代表團到韓國及美國考察CDMA。他們的行程如下：
1993年7月5日，代表團抵南韓與政府部門會談；
7月9日，代表團抵美國舊金山並參觀勞拉太空公司；
7月12日，抵美國聖地亞哥與高通簽合作備忘錄；
7月18日，抵華盛頓與美國FCC會談；
7月18日，美國宣佈CDMA IS-95為第二代數據移動通訊標準之一。
郵電部副部長朱高峰訪問高通公司的時候，來到了老雅各布的家裡，在他家裡簽下了一份備忘錄，內容是中國全網上CDMA……高通本來在那個時候就快成功了。
但是當朱高峰副部長訪問美國以後，老雅各布就覺得不再需要這兩個顧問了，就毀約，根本不承認日慶公司有4年的獨家代理權。老雅各布把這層關係砍掉後，CDMA在中國的進程就慢下來了。
在這競爭的節骨眼上——聯通公司出來了。1995年，聯通宣佈用GSM做第二代技術標準，很快郵電部也宣佈採用GSM標準。
關於郵電部為何會上GSM，比較多的說法是：聯通既然已經上了移動電話，郵電部已經等不及當時還不夠成熟的CDMA。但其實兩個技術的成熟度不會相差6個月，GSM是比較成熟一點，聯通上GSM的理由主要是因為GSM當時有6、7個公司供應設備，而CDMA只有摩托羅拉有設備（當時高通還沒有開始生產設備和手機），說郵電部等不及CDMA，但是為什麼等不及呢？如果當時和郵電部的關係好，6個月還是可以等的。
毀約日慶公司後,高通第一個歷史性機會就丟掉了。高通背信郵電部失去第二個機會
中國政府當時雖然上了GSM網絡，但也沒有放棄CDMA。
1995年，又一個機會來到高通的面前。當時，郵電部與高通談判，希望合作發展CDMA，已經具體到了組建合資公司的地步。據瞭解，當時擬建的合資公司架構是這樣的：506廠（現在的首信）持股40%，郵電科學技術研究院持股9%，高通公司持股51%，高通公司獲准在中國建5個實驗網。
據瞭解，當時中國方面主談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周寰。周寰是郵電部科技司司長。雙方已經談得差不多了，但這時高通卻突然提出一個「第3方專利糾紛」的問題，說CDMA核心技術中由於涉及其他公司的產權問題而導致的法律糾紛應由合資公司承擔，因而賠付應由合資雙方承擔，而中方則堅持應由高通公司單獨承擔。雙方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僵局。
這時，高通竟然暗渡陳倉，私下裡瞞著郵電部和遼寧省簽定了一個協議：準備和遼寧合資生產CDMA設備。
根本不瞭解中國國情的高通，立馬嘗到了這種背信棄義行為的後果，郵電部當即中斷了和高通的一切談判。郵電部要求高通道歉，但老雅各布卻不肯道歉。
與高通中斷合作後，506廠和諾基亞成立了合資廠，生產GSM手機，也就是現在的首信諾基亞。諾基亞在中國能有今天，完全是高通自毀了到手的機會。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令人深思的事情：這件事情對周寰的觸動應該很大，他後來擔任大唐電信的董事長，一直堅持研發TD-SCDMA，可見與這件事是有一定關聯的，就是他他覺得中國一定要做有自己知識產權的產品。
不過，這一次高通沒想到的是，它不但毀了一個已經到手的絕好機會，還為自己造就了一個非常強勁的對手。高通過河拆橋失去第三個機會
1997年，中國決定用長城網發展CDMA，這意味著高通還有機會。
果然，1998年，高通的機會又來了。然而事情演變的結果，是高通毀掉了這第3次到手的機會，原因還是因為高通「過橋拆板」。
這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就是現在的方正連宇董事長、原沃達豐副總裁兼首席科學家李建業。應該看到，李建業博士是高通的大恩人，雖然現在高通並不提他。
1989年2月的時候，高通還只是一家小公司，雅各布和副董事長維多比去拜訪李建業博士，希望能獲得一個20萬美金的合同以研製和發展CDMA——為了一個20萬美元的合同老雅各布親自出馬，可以想像當時高通是多麼的弱小。
李建業很爽快，他列出了幾個問題。告訴高通：「要是能解決這幾個問題，我就給你100萬」。高通拿著這幾個問題回去徹夜攻關，6個月後解決了這幾個問題。這100萬美元不僅是資金支持，更重要是它代表著一個運營商的肯定，馬上就吸引了很多的人來。另外高通的第一個測試網，就是在洛杉磯沃達豐的網上做的測試。不僅如此，李建業還在很多標準組織裡為CDMA打拼。所以李博士從頭到尾，對高通的幫助非常大。而且，李建業把CDMA引入中國也不遺餘力。1992年，他來到中國大力推介CDMA。
1998年，高通的第3個機會到來了。李建業和高通的副董事長維多比來到中國，和中國政府簽訂了協議。在協議中，高通答應不收入門費，不收提成費，換中國3個省上CDMA——隨便他選3個省。
高通拿了這個協議以後，就回去透露給了媒體。結果高通股票大增，升了以後呢，高通毀約了。當時他們可能又覺得3個省太少，想多要幾個省，但為什麼在股票大升之後毀約？結果是一個省也沒有。
這樣一來，維多比很沒有面子，李建業在這個事情當中做了很多工作，卻是這樣的結果，也很沒有面子。後來，李建業和北郵的教授李道本合作，成立了連宇公司。連宇發展的LAS-CDMA被認為是完全跨過了高通的專利。
而高通首席科學家，被譽為「CDMA之父」的維多比，也在2000年離開了高通。
第三章： 老雅各布的兩個「黑箱」
老雅各布有兩個「黑箱子」：一個是技術上的黑箱子；一個是對付合作夥伴及對付當時高通內部合夥人的黑箱子。
技術上的黑箱子讓高通在第二代移動通信及CDMA的發展中牟取暴利，對付合作夥伴的黑箱子使高通能利用合作夥伴的資金發展自己的技術，最後吃掉合夥人。
老雅各布也用這個黑箱子，把同打天下的老戰友一個又一個地逼出高通，又把CEO的位置交給兒子保羅·雅各布，正式建立高通雅各布王朝。和高通合作的公司，或為雅各布家族工作的人，都要小心這兩個黑箱子，就像西遊記裡的魔瓶一樣，只要你一回答它的問話，便會被吸進魔瓶化成膿水。
老雅各布黑箱的由來。
「雅各布的黑箱」，源自於高通在90年代中為全球星系統設計的一套設備。在90年代初，地面移動通信包括GSM、CDMA及PHS。在全球星系統設計中，很多跨國公司和集團也提出用低軌道衛星作全球覆蓋，提供全球性衛星手機移動通信服務。其中包括摩托羅拉提出的「銥星」計劃，以及當時勞拉公司提出的「全球星」計劃。
在全球星計劃中，勞拉公司根據我的建議，採用48顆低軌道小衛星覆蓋全球，由勞拉負責衛星的生產、發射，由高通負責地面站及手機的開發生產。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衛星移動通信系統，全球星必須和當時的兩大技術標準：GSM及CDMA兼容，才能真正實現「全球通」。當時全球星提出了高通在地面站和手機的設計中須將GSM及CDMA兼容的要求，老雅各布一口答應，並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箱子的圖，稱為「標準轉換器」。說是可以由這個箱子，把GSM和CDMA的標準互轉。
在老雅各布的說辭下，全球星的管理層真的以為高通有這樣的技術，可以使GSM與CDMA兼容，便給了高通一個2億3千萬美元的合約。結果數年後，不但「雅各布的黑箱」沒有做出來，而整個合同的費用也上漲到10億美元。高通用全球星的錢來發展自己的CDMA技術，把全球星在財務上搞得很頭痛。有一次，高通的一位副總裁口吐真言，在一次高通高層人員內部會議上宣佈全球星是冤大頭，他說：「我全身穿的，包括我的內衣，都是用全球星的錢買的。高通發展的交換機、手機也是用全球星的錢發展出來的。但是全球星卻讓高通擁有所有的知識產權，這實在是太好了。」
全球星的人把高通這種損害合作夥伴利益而謀求私利的黑箱作業叫做「老雅各布的黑箱」。技術專利黑箱壟斷CDMA專利
老雅各布的技術黑箱，其中有三道鬼門關，以維持其壟斷CDMA專利：
1. 魚目混珠，明修標準，暗渡專利；
2. 大量申請垃圾專利，用垃圾專利保證其核心專利；
3. 以嚴密的保密協議及霸王條款，形成不平等條約，讓吃其苦頭者有苦說不出。
在通信行業，設立標準的原意是讓不同設備廠商生產的通信設備可以互聯互通。在8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的電信運營商不是國有便是雙寡頭壟斷。當世界各地推行電信運營自由化時，一些國有或壟斷性的運營商便用所謂標準來阻礙競爭對手進入市場。所以有些國家的電信監管部門，便提出「開放性標準」，要求電信標準向所有廠商所有運營商開放，只要合符標準，便可以入公網，真正做到互聯互通。
90年代初，第二代移動通信的研究剛剛起步不久，大部分廠商的注意力都放在歐洲的GSM標準及美國的TDMA標準上。很少人注意到高通提出來的CDMA標準。歐洲的GSM標準因為由歐洲及設備商共同提出，所有的知識產權共享，所以大部分的發明，專利都是開放性的。但當高通在明裡提出CDMA標準時，實際上把自己發展出來的一些CDMA技術藏在高通提出的標準裡。使其提出來的標準，非用高通的專利不可，否則就不能實現，這種以某公司的知識產權，打著「標準」的幌子，而壟斷某一標準的情況，本來不應該在國際性的標準制定小組發生，因為別的廠商，由於本身利益，也會極力反對。但當時歐洲及美國的二代標準成員，注意力都放在GSM及TDMA上，反而讓高通鑽了一個空子。
老雅各布在2G標準得手後，在他們技術黑箱裡常製造一些莫須有的標準，並到全球各地推行他的標準。實際上就是企圖用這些標準引誘製造商、運營商進入他的黑箱，以收取高額的入門費和提成費。
老雅各布的第二招，就是製造大量的「垃圾專利」或「旁門專利」以保證其核心專利。高通號稱持有1400多項有關CDMA的專利，實際上有多少專利真的用在CDMA上，也只有高通自己知道。
當有競爭者向高通挑戰時，高通龐大的律師團和專利工程師便會詳細地研究對方所有的知識產權及專利。當發現對方的專利和高通某些專利有一點雷同或者只有一點類似的可能時，高通便會提出律師訴訟，用法律的手段或是拖延時間的手段，以及高通本身的財力人力資源來扼殺一些較弱小公司的新技術， 讓別的一些弱小公司不敢在CDMA上發展新技術，以達到鞏固高通在CDMA壟斷地位的目的。
但老雅各布這一招只能對付一些中小型公司，但對一些相當有實力的公司或對一些國家，特別是當這些國家對高通CDMA的壟斷及其獲取的巨利都有一定看法時，老雅各布的這一招就不靈光了。
有一個例子可以看出高通的用心。2003年的時候，高通獲悉德州儀器準備量產CDMA芯片時，便用一些莫須有的理由，向法院狀告德州儀器，但德州儀器以其實力，不甘示弱，也同時在法庭上反告高通，結果法庭宣告德州儀器勝。
韓國政府也充分認識到高通在CDMA上的壟斷會危害韓國的國家利益，很早就有充分準備，用國家政策，用國家資源來制止高通技術在韓國的壟斷。
●當高通賴賬，不肯把其在韓國收取專利費的20%交給韓國電子發展研究院時，韓國政府敢把高通告到國際法庭，而且告贏。
●韓國政府在發3G牌時，硬性發2張WCDMA牌，不讓高通的CDMA2000壟斷韓國。
●韓國政府在選擇天線平台接口的標準（WIPI）時，頂住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否決高通的BREW。
可見，當一個國家充分認識到高通的壟斷特性及其對國家利益的損害時，便會用國家的政策、資源來制止高通的壟斷。
老雅各布技術黑箱裡的第3招就是所謂的「保密協議」及「霸王條款」。「保密協議」讓被害人有苦說不出，明明知道高通收取的入門費、提成費不合理，也不敢明講。高通的手機提成費是按照手機「銷售價」的百分比來計算的，即使手機只有一部分用了高通的芯片，其他的零部件，比如按鍵、機盒、螢光屏等與高通的CDMA技術毫無關係，但高通的霸王條款硬性規定要按手機的「銷售價」提取，就算你的手機上有一顆鑽石，高通也要抽整機「銷售價」的百分比，怪不得韓國廠商對高通滿腹怨氣：「芯片加提成，一半的利潤都給高通拿走了」。
老雅各布清除異己把高通變成雅各布王朝。
老雅各布的第二個黑箱比第一個黑箱更厲害。他的第一個黑箱是對付外人的，而第二個黑箱則是對付高通裡面的人，特別是和他一同創業打拼過的戰友。
高通在1987年成立的時候有7個創始人，創業不久便都把家人帶進高通。老雅各布把自己的兩個兒子，維多比把自己的女兒女婿帶進來，其他創始人及公司的管理層都用人惟親，大量把自己的親戚帶進公司，一方面可以讓親戚們享受高通的薪水，又可以讓他們拿到高通的股權，可以發些小財。但這些皇親國戚大量進入高通，造成了高通領導層嚴重的派系和內部鬥爭。
老雅各布的兩個兒子，在高中畢業後便以兼職的身份被父親帶入高通，大學畢業後便正式進入高通領導層，這兩位太子，沒有在美國工業界的任何經驗，大學畢業後便被父親帶入高通領導層，引起其他高通創始人的不滿。
老雅各布的兒子保羅，在加州大學拿到電機博士後，便帶了一大批在加州大學的朋友，回到高通主持CDMA手機的開發生產與銷售。但保羅能力有限，開發出來的手機不但外形醜陋，性能也不好，賣不出去。高通在CDMA手機上虧了大錢，但因為保羅是老雅各布兒子，沒人敢講話，最後只好把手機部出賣。太子犯了錯誤，自然有其他人為他擦屁股。四兒子傑夫負責投資，在互聯網泡沫時用高通的錢投資了不少公司，結果泡沫一破，損失慘重。但在公司裡有老雅各布保護，傑夫還是步步高陞。
老雅各布一心扶太子，建立所謂的太子黨，更引起其他高通元老的不滿。其中最明顯的是高通總裁索比斯。索比斯主管高通的芯片部，芯片部的收入占高通總收入的70%以上，而且利潤特別高。整個芯片部由索比斯創立。芯片部（又稱CDMA技術部）裡面都是索比斯的人馬，形成所謂的「總裁派」。「總裁派」與「太子派」勢不兩立。最令人驚訝的是索比斯和三太子拒絕互相對話，像仇敵一樣。
2000年，中國信息產業部副部長及代表團訪高通。到達美國後，代表團邀請高通各高層在聖地亞哥海灣遊船河。當索比斯接到邀請時，他的第一句話是：「保羅會不會去？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保羅接到邀請的第一句話也是：「索比斯去不去？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令組織活動的人左右為難，結果索比斯同意參加活動，但要求高通的首席律師在場。
為什麼高通的總裁要律師在場，才肯與保羅一同參加一次普通的社交活動，讓人費解。但透露出的內部原因是可能在那時兩派的鬥爭已經到了白熱化、你死我活的地步，索比斯才要求律師在場。
這些事情，老雅各布都看在眼裡，展開他的第二個黑箱操作，一步步地清除高通內部的其他派別，削藩扶正太子。
高通創始人之一的索馬斯，為高通拿下韓國市場立了汗馬功勞。在90年代中後期，便被擠出權力中心，老雅各布迫使他離開高通成立「下一波」（NextWave）公司；高通另一創始人懷特，也在90年代後期被老雅各布排擠，只好離開高通成立飛躍（LeapWireless）無線公司；高通的副董事長，也是創始人之一的維多比，也因在中國問題上被老雅各布暗算後，只好在2000年退休，離開高通。
老雅各布對媒體稱維多比為「CDMA之父」最為惱火。有一次老雅各布發送了一份電郵給高通管理層，大罵媒體稱前高通副董事長及首席科學家維多比為「CDMA之父」。自此以後，公司內部不敢提維多比的名字。雅各布把CDMA的發展變成為他一人的功勞。
老雅各布黑箱最厲害的地方是利用人人想做老闆的弱點，以高通參加投資為利誘，把一些高通內部不服「太子派」的元老引出高通，便一腳踢走，讓「太子派」把地盤搶過來。其中最精彩的例子就是老雅各布從索比斯手中把高通芯片部奪過來，其複雜的手段和過程不亞於清初皇帝立藩、削藩的章回小說。
90年代中，高通自己生產CDMA手機和基站，手機部由三兒子保羅負責，結果手機部和基站部都虧了大錢，最後只好把手機部賣給日本京瓷，把基站部賣給愛立信。在當時，只有芯片部賺錢，芯片部由當時的總裁索比斯及其「總裁派」控制，索比斯和「總裁派」看不起只會賠錢的保羅和「太子派」，拒絕和「太子派」對話，決不讓「太子派」插手芯片部的工作。當時「太子派」處於劣勢，身為董事長和CEO的老雅各布也沒有辦法。
在2000年，老雅各布對外宣佈，高通將一分為二：一為高通，由老雅各布掌權，負責技術發展和知識產權等；另一公司為CDMA技術公司，由索比斯任董事長和CEO，負責芯片的生產銷售。當時老雅各布煞有介事，準備各種新聞稿，正式向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報備，向資本市場作各種解釋，並在公司內部進行「分家」準備工作。索比斯和他的「總裁派」更是興高采烈，不但正式在聖地亞哥附近另找廠房，更積極籌備CDMA技術公司單獨上市，準備在資本市場上圈更多的錢。
這種一分為二的內部分家，給高通的員工帶來很大的困擾。當時高通在中國，只能成立兩個公司，兩個公司雖然在同一層樓，但要走不同的門。老雅各布要求每個員工都要表態，到底站在「總裁派」還是「太子派」。兩派各有自己的營銷、公關策略，有時甚至互相矛盾，令當時高通的員工特別是管理層的人左右為難。
索比斯和「總裁派」完全相信了老雅各布，把全部精力放在分家、上市上，而忽略了老雅各布的佈局。
這時，老雅各布為給兒子和「太子派」爭取更多時間，一方面讓董事會及股東漸漸忘記太子的無能並賠了大錢的事實，另一方面製造機會讓三太子保羅主持BREW的工作，到處吹噓BREW是第3代移動通信的關鍵技術，讓兒子保羅能在資本市場及股市上充分曝光，為三太子保羅接班造勢，不惜花大錢在全球搞BREW活動。同時，分家的事也一拖再拖，讓CDMA技術公司單獨上市的機會越來越小。當「太子派」的勢力到達一定程度時，老雅各布在董事會突然發難，宣佈終止分家，把索比斯趕出總裁寶座，把「總裁派」中的一些大將趕出高通。另把「太子派」的人引入芯片部。索比斯及其「總裁派」全面失敗。
老雅各布的第二個黑箱在高通內部充分體現了厲害。高通內部及曾與高通打過交道的人，曾這樣譏諷評價老雅各布：他貌似學者，其實城府很深，並且精於算計，你和他握手後，一定要仔細數數剩下幾根手指。索比斯和「總裁派」太天真了，芯片部創造的收入佔整個高通公司總收入的70%以上，老雅各布這樣深謀遠慮，怎麼會把一塊肥肉分出去，讓別人受益？索比斯到底還是被老雅各布的黑箱暗算了。
2005年年初，老雅各布正式完成在高通清除異己的工作，把CEO大權交給保羅，正式把7個創始人建立的高通公司變成雅各布小王朝。
然而，到底這個雅各布王朝可以維持多久，兩個太子能把高通大業發展到哪裡去，就很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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